“别停，我在线教你心肺复苏” 120接力急救抢回23岁女子生命

然而，尽管中央和各地制定了大量关于公众参与的政策和法规，某些地方也在典型案例中体现了公众参与的正能量，这种民主决策形式还是由于其实效性缺陷而日益遭遇公信力危机。

总之，威慑主义刑罚之剑在刺向未然之罪的同时，必然因预防犯罪的维稳重要性威胁到社会公众，这种把国家等同于政府，使政府利益高于社会公众利益的正义倒置理念，是历史残留的国家原始病态。一边是执法主体，代表国家、政府，执掌法律权柄并享有无可辩驳的话语解释权。

首先，在维稳压倒一切的观念指导下，刑事政策的苛严超乎想象，不仅对煽颠罪扩大解释，起诉因言获罪者，如陈平福案（后撤诉）等。届时，低入罪门槛导致选择性执法的方便反而形成真正的不方便，维稳经费高于国防经费足以证明这一点。又如康熙在1670年颁布《圣谕十六条》，宣称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但生活在其中的国民，怎样在潜在犯罪人与守法良民的夹缝中和谐存在呢？非但如此，个别专家对上述假想敌之多还嫌不够，竟提出要防范新黑五类即异议人士、网络领袖、维权律师、地下宗教与弱势群体——几乎涵盖百分之八十的国民。试想，在高度经济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因经济交往密切在逢年过节中赠送礼品、礼券与钱物达到一万元就已入罪。

从以下几个断面可看出。有鉴于此，为了将威慑主义的刑罚功能发挥到极致，古代当政者还在审案中教化于民，将衙门（法庭）作为教化的场所，大有当代法制宣传的意味。而要理清各种关系，其中就少不了统筹这项本领

要限制人身自由，必须经过法庭的公开审判，经过自我辩解和律师辩护，由对抗性的法庭调查，司法权确定有罪，作出判决后，才能够剥夺人身自由。在前三种限制人身自由的问题解决后，关押侦查的问题将会突出起来，成为中国人权保护中的一个最大的问题。(6)教唆他人违法犯罪，不够刑事处分的。从行政措施转变为一种刑事强制措施。

被刑拘的人很可能是无罪的，拘错的。劳教制度改革的方向，应如何设计，学术界和实务界目前有不同意见，未完全形成共识。

收容遣送不仅不经法庭审理，而且连起码的听证程序也没有，因此，收容遣送制度与公约的上述要求是不符的。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公安机关不给劳动教养决定书、不告知家属、限制家属诉权，连行政诉讼权都剥夺的现象。因为其执法主体是公安局的终局权。这两个措施同时推出，说明中共中央倾听民声，敏感地抓住了当前社会呼声强烈的问题在逐步解决，对短期内促进社会稳定，长期中促进中国人权状况进行，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随后的几年，全国建立起近百处劳教场所，收容劳教人员达到近百万人。这样，关于劳教对象，国务院最初发布的关于劳教问题的决定确定为四种人，1982年公安部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扩大为六种人，2002年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又扩大为十种人，范围越来越大。这次中央政法委采取的方法是符合法律规范的。很多劳教决定行为，完全剥夺了公民的司法救济权利，由公安一家说了算。

孟建柱说：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要动真格，要知难而进、攻克难关。或者将这个法的终局权交给法院，在法院设立治安法庭，专门审理这一类案件，这样也能够解决。

对于这些坏分子，一般地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是无效的。像台湾的陈水扁案，为了羁押侦查问题，法院一审二审进行了六次程序审判，不是审其有没有罪，而是审该不该关着进行侦查。

这是中共十八大后，贯彻依法治国、改进中国人权状况的一个重大举措。学者于建嵘对劳教制度的演变进行过详细的考察，指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建国初期，作为政治斗争手段对付新政权的异端势力。任何国家，要限制公民的自由，必须经过合法公开的审判，经过自我辩护和法庭辩护，经过法官的审理和法院的判决。作为原公安部长、现分管政法的政治局委员，他在正式的政法工作会议上这样表态，意味着中国法学界、司法界呼吁了几十年的废除劳动教养问题，已经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到了下决心彻底解决的时候。一种是刑罚，即法院已经生效判决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对如何处理，7月18日毛泽东提出了要搞个劳动教养条例，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

要将当前许多劳教范畴的轻微违法案件纳入司法审查，法院可以按照目前新的《刑事诉讼法》关于简易程序审理、特别程序审理的刑事案的方法，设立治安法庭和轻罪法庭。在全国人大批准之前，严格控制适用劳教措施，对缠访、闹访等三类对象，不采取劳教措施。

公安机关只有刑事侦查权、临时强制措施权、行政处罚权。违法行为矫治，如果其程序，其最终决定权，仍是变相在公安机关，没有法院司法审查权力进行制衡，那么，仍然是一种劳教制度的翻版。

这种剥夺自由不是终局的，不是一种刑罚，是未确定的。一派是以学术界、律师界为主，从公民基本人身权利保护出发，反对未经司法审查的行政强权背景的劳动教养制度，数十年来一直呼吁废止。

所有的限制人身自由的裁定，都必须经过司法权公开审判决定的法治原则，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协定精神。处罚后果是公安决定而不是法院决定。从1955年开始，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一直存在了半个多世纪。公安机关要对收容对象进行审查。

(2)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如果对之适应刑罚，又不利于矫治。

作者系一级律师、法学教授来源: 经济观察报 进入专题： 劳教制度 人权 。另一种认为，这只是行政强制措施，不是终局的。

劳教此时即已经刑罚化。第一种是收容审查，简称收审制度。

救济方法用的是行政审判。中国的人权状况不断好转。而行政处罚涉及人身的，只有15天行政拘留权。1998年，中国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

决定程序(除依法应保密的以外)应公开进行，允许社会公众旁听。三是经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同意和授权。

1982年国务院发布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中的流浪者。1980年2月29日，国务院于颁发的《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的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即国发(1980)56号文件)中，对收容审查作了明确规定，对于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又不讲真实姓名、住址、来历不明的人，或者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又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嫌疑需收容查清罪行的人，送劳动教养场所专门编队进行审查。

超期遣送的非常普遍，因此导致变相的非法拘禁和黑监狱现象，甚至出现虐待、打死人现象。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必须交给司法机关来最后决定。